郭初阳的“反骨”

午后的水妖

春天的午后，铺满阳光的房间，懒洋洋翻开手中这本《言说抵抗沉默》。
　　纯属偶然。
　　偶然去书店，偶然去看教育类书籍，偶然看到书名，偶然有钱，偶然买下，偶然翻开。
　　蔡朝阳的序言，让人心中震颤，似乎有什么东西从一片荒寒中挣扎着想要出来。一些名词和动词，是人与人之间的精神密码。不需要相见相识，只需要相遇，凭这只言片语便可于人头攒动的人山人海中一眼将他辨识。仿佛是从同一个流水线上奔逃出来的半成品，用阳光和水渍洗涤着身上的钢印戳记，试图还原本来的样子。随着书页一张张翻过，内心涌起言说的冲动。
　　有人用“革命性”来概括郭初阳的课。这话说得很危险，因为革命是要造反的，造反要满门抄斩的，夏四奶奶的儿子，就是这样没有了的。郭初阳所引发的激烈争议，无非是因为在一些诸葛亮的眼里，他长了一块“反骨”，而且还是老大一块。于是一些含蓄而严厉的批评，伴随着谆谆善诱忧心忡忡的劝导，飘满那些教室。那么，郭初阳的“反骨”到底长在哪里？
　　不要用什么“主义” “性”“化”之类的僵硬概念吓唬我，在“人文”蜕化成“姿态”的精神世界里，任何新名词都容易凝固为脂肪，无关痛痒却容易层峦叠嶂。倒不如看我村姑菜刀，剖出反骨如许。
　　1、 反催眠
　　在一节公开课里，若是没有了催眠活动，这公开课简直就不能称之为公开课。一类是煽情催眠。越来越精致的多媒体，穷尽各种姿态“诱导”听者低下头颅，放弃思考。当“感恩”流行的时候，到处都重复着悲情戏：父母养育子女是如何艰难，老师奉献心血是多么艰苦，“祖国”崛起是多么艰辛……教师时而低沉时而高亢的声音像一个魔咒紧紧捆住学生的心灵，使他们在弄清亲子关系，师生关系，公民与国家、人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之前，就在精神上成为一个负债累累的穷光蛋。另一类是狂欢催眠。在发挥学生“主体性”的口号下，活动越来越多，却越来越流于表面的华丽。互动吧，倾诉吧，生成吧，言语的烟火之后，留下的只是伤口一样黑洞洞的天空。这两种，无非就是让学生交出自我，放弃独立思考。在经过层层过滤的有限信息资源下，学生能做的只是不断重复自己，他的精神疆界没有丝毫拓展。我们也就在这样的重复中露出欣慰的笑容。我们在欣赏童真的同时，阻碍了学生成长的步伐。正如我们在鉴赏贞节的同时，限制了女性的成长。
　　郭初阳显然是反催眠的行家。若说要他在课堂上煽动学生的情绪，然后在流泪的姿态中获得心满意足的微笑，并不是很难的事情。但是他却希望读者面对文本，克制自己的情感冲动，总是要求学生保持清醒，甚至是痛苦的清醒。他建议学生“不带感情”地朗读诗歌。他用课外的资料，呈现被有意无意忽略的声音，展示另一种可能的视野。在“鼓足干劲”“超英赶美”的移山激情下，他引导学生寻找缺席的背景和当事人，思考缺席的原因，探索他可能的言语。以文本为核心，他一次次追问是什么－怎么样－为什么，目的只有一个——追寻母语的思想功能。思想的前提是清醒，保持理智和冷静，不轻易满足于一个既定概念、一个既成说法。用智慧的目光穿透文化的脂肪，摸索出潜在的逻辑底线，用着怀疑的目光，审视那些被目为悠久传统顺利成章的种种理念。清醒者的疼痛最为显著，因为他拒绝麻木。然，唯有清醒，方有突围的可能。
　　2、 反割裂
　　因为我是个识字的农村妇女，所以语言上自然而然地被要求多一重“文明”。实际上，倘若我说“反阉割”，大家应该会更容易理解。
　　人人生而完整，无往而不在阉割中。
　　作者是不完整的，作品是不完整的，译作也不完整，经过反复遴选过滤之后的“课文” 更加不完整。
　　读者也不完整，每个群体、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阅读焦点，而比焦点大无数倍的，则是视野盲区。人们的困境是，永远无从得知真正的“全息图景”的所有内容，任何阅读都只能是收获与遗憾并存。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是桑迪亚哥，在捕获大鱼的同时，难以逃脱鲨鱼的追猎。
　　认识的局限是必然的，倘若因而否定了超越的可能，进而放弃了突围的勇毅，那无异于将入蚕室而自宫。可惜的是，大多数人都在压抑中默认了既成的一切。于是，语文课，成为经由文本通向固定目的地的旅行路线。其中优秀者能让旅途快乐一点，美好一点，甚至采几朵花摘几个野果，然目的地依然不变。随着“规范”越来越繁琐严格，这条路也几乎成为流水线。
　　在郭初阳的课堂上，文本中的沉默者，经由学生之口开始言说；文本中的缺席者，经由学生之眼开始显现；被默认的规则，受到了广泛而强烈的质疑；广受推崇的价值伦理，不得不承受审视和评判。从《项链》读出“灰姑娘”原型，从《珍珠鸟》看见“囚禁”快感，从《愚公移山》发现老人哲学，从《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找到宏大叙事下枯萎的自我……当阅读者尽可能解除镣铐，以平等的悲悯的眼光打量那些沉没文字之下的形象的时候，当阅读者在移情、换位中感受着作者心境的时候，那些被时间、权力、偏见埋藏了的痛苦，也终于慢慢浮出水面，陈述自我。
　　每一节课，都在不断拓展视野，在阅读中为盲者睁眼，为哑者开口。或许我们永远无法得知生命中会创造些什么，但至少可以懂得，健全的生命中必然、应当拥有什么。前者的菜单，可能会很长；后者则可能会很短。然而，让我们伤痕累累耿耿于怀的，总是后者。在阅读中，拓展生命的疆界，追求个体生命自由和生命价值。没有个人独立，何来语文的觉醒？
　　3、反儒化
　　所谓反儒化，指的是反对教师的“儒者形象”“侏儒形象”和“犬儒形象”。
　　新课程改革举措，一轮接着一轮；新理论新概念，一浪胜过一浪；新文章新人才，一拨接着一拨；新成果新业绩，一坨叠着一坨。然而热衷于名词更新和建构理性的改革，却难以得到一线教师的积极回应。对教师的要求越来越繁复，要求你是学科行家教育专家心理学专家，要求你具有高学历高能力，还要求你具有奥特曼的体力和倪萍一样丰富的感情，更要有李子勋那样的涵养包容洞察力……师资是靠培训出来的，要培养出这样的教师，需多少人力物力和财力？旁的不说，光是时间就够让人伤脑筋。制定规则的人，倘若不能解决制度可行性和执行成本问题，那么这种制度几乎就是用来违背的。官方竭力在纸面上设计出一个超越现实生活存在的一个儒者教师的形象（姑且不论这形象本身的合理性），但由于缺乏足够的教育资源，使得儒者形象停留在虚空里。一两个特例，并不足以带动激励其他人。所谓榜样的作用，同样是有限的。
　　而在民间，语文教师形象与官方设定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反讽。
　　中学语文教师的民间形象，几乎是官方设定形象的反讽标本。民众眼中的“好教师”并未具备官方的“学者”的优质特征，反倒以“廉价”被人津津乐道。人们习惯于赞颂以前教师如何两袖清风，如何不计报酬为学生补课（这时候是不存在所谓“减负”之说的），如何为学生牺牲自己的业余时间和个人金钱。教师开启智慧、引领学生精神成长的功能却被忽略了。教师的价值，只能体现在在他把黑发熬成白发，把白发熬成无发，或者是为了教育事业放弃了作为一个正常人的健康身体和健全人格，甚至透支生命。这本身就是掏空了教师的精神资源，矮化了教师的作用，是对教师自身价值的莫大讽刺。在这种观念下，教师常常处于“跪着教书”的状态，他必须仰望官方、仰望学生，直到仰成颈椎骨折脊椎变形。
　　然而这是大家喜闻乐见的。“便宜”，甚至“免费”的教师，以他们的身心健康为代价，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填补教育投入和教育管理上的空洞，这看似悲壮实为滑稽。
　　教师也是独立的生命个体，有自己的个人生活和社会活动，人的种种需求，他一样也不缺。因此，儒者形象可望不可及，侏儒形象心有余而力不足——哪个正常人会乐呵呵地自我阉割？在没有第三条路可供选择的情况下，更多的人沦为“犬儒”。
　　大凡词语进入中国境内，马上要基因突变，犬儒一词也不能幸免。此处所言犬儒，为有中国特色之犬儒。跟安提斯泰尼、第欧根尼没啥关系。
　　犬儒分好几类，有的自认能力有限，便“混”字当先，上头有要求，一律应付。课堂教学、学业进修、科研论文……一律蒙混过关。有的能力不俗，已经混出了名党，便“利”字当头，办班补习之类还算是小的。上点档次的，早就已经超越了“脑力劳动”而升格为“口力劳动者”，更加厉害一点的就是“权力劳动者”。至于教师本身的职能和社会责任，以及一切与权钱无干的，于他亦毫无关系。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学语文教师郭初阳几乎是天外飞仙。作为一个语文教师，他手里紧紧握住的，是文本，眼睛深深凝视的，是学生。
　　每个人都用来与世界沟通的方式。文字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种。郭初阳并不急着把学生背过街对面去，也不热衷于在路边唱歌做游戏，他给出一些地图，让学生自己去寻找方向，包括校正错误的路牌和建立更多的方向标志在内。
　　他的课堂很少花哨的东西，一切从文字中来，到生命中去。用语言解释语言，用常识化解常识，从人认识人。他就像《宽容》中的那个漫游者，自伤痕累累的远方回来，满怀欣喜。但是他比那漫游者聪明。他并没有信誓旦旦地告诉学生外面有什么，而是让他们自己去尝试。于是，更多的道路被发现，更多隐藏的路标被发现，更远的远方被发现。而这一切，都是学生自己，从文本得来。
　　我始终相信，文字也好，教育也罢，说到底都是很朴素的事情。向内寻求自我，向外探索世界。说到底也就是漫游者的历程，每个个体的生命，也因这一次次的漫游、历险而成长、成熟。旅行指南的作用也从来不是用以蒙蔽双眼。郭初阳的价值，在于他在课堂之内建立起对世界的一种思考方式，而这种逻辑，具有强大的迁移功能。这也是王荣生先生在评价《愚公移山》之时，牢牢抓住不放的一点：为什么要这样思考？王先生假定有无数种思考方式，而郭初阳似乎只引导学生选择其中一条路，于是王先生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4、他还是是爱你的
　　阿啃一再追问：王先生为啥子生气生哪门子的气。
　　王先生评价郭初阳课堂教学的万言论文，主要说了三点：
　　1）阅读取向问题
　　2）教学内容去个性化问题
　　3）教学过程合理化问题
　　王先生认为，阅读必然带有读者的个体特征，他引用阿尔都塞的话说“凡阅读必定有罪”，无辜必是虚妄，这就是阅读的意识形态的本质。”他从而引申出，“并不存在自觉、系统的‘另类’文本解读方式，动机其实只是求新、求异……”。在王先生看来，教师的职业角色决定了教师只有在课程标准中找到相应条目的特许恩准，方能获得其独立阅读的合法性。也就是说，只有课程标准中明目规定的内容，才能进入语文课堂，此外的教师个性，应当予以摒除。由此，教学过程中的每一步，都应当展示课程标准的规定，否则，无论怎样的阅读教学顶多只能算是最低级的“好课”。他连用五个“为什么”的排比句来质询郭初阳为啥非要作有引导性质的提问，而不是换其他说法，并以此作为郭初阳“取向”问题的罪证。
　　据说郭初阳也生气，认为王先生的看法过于学究化。
　　乍一看，似乎王先生的确落入了中国式文人建构理性的怪异癖好：热衷于以纯粹理性的超现实理想为标准建立模型，然后将现实生活中出现的一切具体物事逮住，一一往里头扣。倘若这只是个体行为，倒也不妨立此一说，以便观瞻。然而理想王国建立的过程与国家公权结合，便成为一个高耗高危低效低能的一个“排场”。虽然新课程的建立或许意义非凡，但是变幻的只是城头大王旗，课堂依旧沉寂如死水。生命不息，折腾不已。王先生的不以为然，无非就是因为郭初阳还不够“新课程”。先生很生气，因为病人没有按照教科书上的要求生病，树叶没有按照解剖模型的样子生长。
　　说得更加明白一点，王先生的观点就是：只有新课程标准上明文规定的内容，才能进入课堂教学。教师在解读过程中所持有的观点，只有在新课程标准上找到白纸黑字的证据，才算拥有“课堂准入证”。这样的观点，在我看来，将语文“纯粹化”“技术化”，试图建立没有精神根基的“语文课程”，与其说是“学究气”，倒不如说是“恐惧心”。
　　阿啃和郭初阳毕竟是小年轻，未经革命炮火、人民民主专政洗礼的心灵怎能领悟到王先生的一片苦心？端的是不解风情。
　　当“×××万岁”在语文课本中再也挂不住，不得不离开之后，语文课本依然是兵家必争之地。为了躲避炮火轰击，语文界开始用“技术”代替“思考”，用语法消解思想，用净身规避强奸，用沉默面对愚弄。媒体上的语文教师形象，倘若不是无私奉献呕心沥血死而后已，便是穷酸刁钻固步自封贪婪猥琐。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没有精神力量的，更遑论人格独立。
　　为了精心打造这种教师形象，大量的人力物力耗费在其中。所有不安分的基因，都被“人民的铁拳”扼杀在摇篮里。甚至当人们自以为已经安全的时候，那秋风扫落叶般的风暴，霎时将所有人都抛离原来的轨道。
　　王荣生深知这种力量的强大和无情，他的担忧和恐惧也正出自这里。或许，他希冀能通过“语文新课程”能为人们提供一个技术上的庇护所。他对郭初阳的洋洋万言，与其说是批评，不如说是建议。有眼睛的各位，可曾见过与王同样重量级的人物评点过郭初阳的语文课？如果说他们都赞同郭初阳，那么“激烈的争论”又是从何而来呢？再说了，激赏也有激赏的文字表达，为何不见呢？
　　从王先生看似严厉的批评和质疑中，我倒是读出了他从他的角度对郭初阳的爱护。
　　哦，他还是爱你的。
　　5、自由不是一种主义（兼结语）
　　许多人用诸如“反动”“异端”“浅薄”“扭曲”来形容郭初阳，甚至喊道“你在语文课堂上教学生自由主义思想，谁赋予了你这个权力？你凭什么要灌输这个思想？这个思想是不是解决人生诸多问题的灵丹妙药？”
　　对于这样的论调，我从来不以为出乎意料，甚至他们的逻辑和推理过程都如出一辙，来自同一个流水线。犬儒和教条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表现不同而本质相同，表象万端内心空洞。这样一种平静，恰如我面对911后人群的欢呼、驻南使馆被炸后人群的愤怒以、反日游行队伍的浩浩荡荡。
　　最初，脚步被牢笼禁锢，我们愤怒；后来，心灵被绳索束缚，我们却依赖成性。长久的禁闭和言语习得，我们中的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失去或者说从未拥有属于自己的语言，只会在宏大叙事中借着金光灿灿的硕大名词和一惊一乍的形容词来表述。若是没有“民族”“祖国”“伟大”之类的词语撑腰，他们断然连一句话都说不了。
　　然而我看不见“民族”在哪里，也不知道“祖国”在何方，更不晓得所谓的“伟大”需要多少白骨堆砌。我只是保持一个农村妇女的常识，保持着对世界的感知。看得见那些人在自己的国土上流离失所，过着没有保障没有尊严的生活。听得见来自深渊的呼喊，比庆典的礼炮更为响亮双手抚过粗砺的大地，那里有外婆的体温绵延。我知道，倘若不说出，他们的故事将一再重演而无人知晓，他们的眼泪消融在空气里就像他们自己消融在尘埃里。
　　我想更多的人，都需要在麻木中解毒，恢复对疼痛的感知，恢复视觉和听觉。尽管我们未必有力量解开锁链，但是至少得知道自身困境和他人孤寂，我们不应该用自私、冷漠构筑孤岛，在熟视无睹中任由自由和权利被剥夺。
　　自由，从来都不是一种“主义”，更不是所谓的“政见”。自由是你我赖以呼吸生存的空气，是对话交流的基本平台。它源自每个人内心宝藏等待被发现的期盼，它源自每个人对脚下土地的坚守，它源自每个人表达自我实现自我的力量！无论谁，无论哪种体制，更无论以何种名义，剥夺个人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那都是天然有罪的。郭初阳的课之所以引起如此广泛的讨论和争议，正是因为他激发了人们在课堂之内探索自由之路的勇气和困惑。
　　那些指责郭初阳借课堂抒发个人思想的说法，实在是荒谬至极！
　　个体自由是言语对话的平台，是交流的最低线而非最高标准。同样，个体权益保障下形成的信息相对完整，才使得“互动”“生成”成为可能。我在给干国祥的留言中也提到过这点。封闭信息形成的错误价值，使我们成为自己的敌人。正如萨达姆的满票和金正日的民意，岂能代表公民们源自内心的渴求？没有个体独立自由，何来思想的探索与成熟？没有思想，何来语文？运用中的文字，才是有生命力的文字。所谓母语，恰恰是你我思维赖以存活延续并且向更深处拓展载体。放弃了思想的层层深入而妄言语言文字的进步，无异于镜花水月空中楼阁！这个时代“左手流水右手年华”之类的无病呻吟，不正是失去了精神的依托之后，文字阳痿的体现吗？而面对苦难时的缄默，更是我们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的无能无耻之所在。只有思想的前进，才能推动语言的发展。郭初阳们的意义，不在于采用了多少精妙的技巧，恰恰在于他让我们知道，语言，是通向自由的一条道路。我们有可能经由语言，发觉自身的桎梏，感知镣铐的沉重。即便我们无法马上卸下，至少也当明了这重负存在之确凿。
　　已经沉默太久太久了。
　　你我以无思想规避“思想犯”的惩罚，用技术时代的精确回避精神领域的荒蛮，用受害者形象逃避内心的罪念。你我这样已经太久，久到被细微的阳光射伤。
　　面对个体的精神健全和普世价值的深入人心，我无法转过身去装作自己什么也看不见。在那个春天的午后，当我翻开这本《言语抵抗沉默》，我知道无法继续沉默。
　　郭初阳，何来“反骨”？他那看似“叛逆”“反动”的言行，实为回归健全人性的本真。郭初阳们，看似大逆不道，实为人间正道。只是，在鉴赏囚禁的世界里，自由的翅膀总是被目为“异端”“病态”加以批判。在锁链成为装饰的时候，囚徒们甚至为了维护锁链而不惜中伤那些为禁锢而呼号的人。
　　这是前现代的悲哀，而不是后现代的伤口。